随着现代人们生活环境发生变化,“吃得多、动得少”的情况普遍存在,一种危害极大的慢性病——糖尿病正严重影响着大众的生活。
糖尿病是全球常见的慢性病之一,截至2021年,全球约有5.37亿名成年人(20-79岁)患有糖尿病,其中,中国糖尿病患者数量超过1.4亿。相当于每10人中就有1位糖尿病患者。实际上,我国有一半成人在糖尿病边缘徘徊,调查显示,我国成人糖尿病患病率为12.8%,糖尿病前期患病率为35.2%。也就是说,我国近一半成人患有高血糖。
目前,糖尿病的预防主要有针对糖尿病前期人群进行筛查的一级预防,针对已确认患者及早发现、诊断和治疗的二级预防,和降低致残率和死亡率的三级预防。数据显示,我国糖尿病前期人群高达3.88亿,是糖尿病一级预防的重点人群。
近日,糖尿病前期的人群都是糖尿病的“后备军”,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干预,一旦进展为糖尿病患者,将会严重困扰患者及其家庭,也会产生巨大的社会负担。
“糖尿病是一个花钱又遭罪的病,从头到脚都会受到伤害。”李光伟教授介绍,糖尿病的并发症遍布全身,比如失明、肾衰,还有偏瘫、心梗、脑梗和神经病变,这些病变会缩短人的寿命10年,而且致残、致死让人痛不欲生。遗憾的是,现有治疗糖尿病的手段只能使部分人治疗达标,延缓、降低糖尿病的并发症,但并不能根治或者是改善心血管疾病。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预防,单纯靠治疗阻止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微。因此要关注糖尿病前期的干预,让更多人少得病,甚至不得病。”李光伟教授强调。
糖尿病前期也被称为糖调节受损(IGR),包括孤立的空腹血糖受损(IFG)和糖耐量减低(IGT),是进展为糖尿病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且会增加发生微血管和大血管疾病的风险。
“糖尿病80%以上都是2型糖尿病,大血管病变的警钟实际上是在糖尿病发生之前已经敲响了,在诊断为糖尿病的时候再开始治疗就为时已晚。”李光伟教授谈到,糖尿病前期具有较高进展为2型糖尿病的风险,相关研究显示,在20年内没有干预的糖尿病前期人群中,有93%的人发展成糖尿病,44%的人至少发生一次心梗或脑梗,17%的人有严重的视网膜病变,残疾和死亡风险相较此前也有所升。因此,对糖尿病前期人群进行早期干预,是预防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有效手段。
“预防糖尿病,最关键的是要把糖尿病高危人群找出来。”李光伟教授介绍到,从广泛意义上来说,糖尿病高危人群包括:肥胖超重人群,年龄超过45岁的人群,久坐且少运动的人群,妊娠期间出现过血糖异常的人群、或生的孩子超过9斤的人群,以及患有高血压、高血脂或其他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此外,还有一类风险极高的人群就是糖尿病患者的子女,如果父母一方有糖尿病,则子女得糖尿病的几率约为30%,如果父母双方均有糖尿病,则子女患病的概率就会达到60%。
那么,确诊糖尿病前期,如何科学进行干预?李光伟教授认为,首先应该进行生活方式的干预。他推荐了糖尿病生活方式干预的“500111”法则,即每周运动五天,每天至少运动半小时;不喝饮料;晚饭以后就不再进食;超重肥胖人群每餐要减少一两主食;每天蔬菜摄入至少要一斤;每星期最多外出就餐一次。
“糖尿病前期的心血管风险是关在笼子里的野马,但到糖尿病以后就是脱缰的野马。在糖尿病前期就管控住,不让其变成糖尿病,这就是上医治未病。”李光伟教授说到。
实际上,对那些生活方式干预效果不好的人群,还可以采用药物干预的方法,比如二甲双胍等,以减少患糖尿病的风险。目前,作为一款拥有百年历史的经典降糖药物,二甲双胍已经在全球70多个国家获批了糖尿病前期适应症。而就在近期,中国糖尿病预防研究(简称CDPP)结果也被发表在了国际权威期刊《柳叶刀-糖尿病与内分泌学》杂志。
据了解,该研究旨在比较二甲双胍联合生活方式干预与单纯生活方式干预对于糖尿病前期的效果,结果显示:与单纯生活方式干预相比,二甲双胍联合生活方式干预可更加有效降低糖尿病的发生风险,为二甲双胍干预糖尿病前期人群提供了新的临床证据。
“大庆研究是全世界领先的糖尿病预防研究,美国在这个研究完成后的第10年才开始做,芬兰在8年之后才开始做。这三个糖尿病预防研究全都证明了,在干预期间糖尿病的患病率下降了40%到60%。”李光伟教授介绍说。中国这项新的研究结果进一步丰富了二甲双胍干预糖尿病前期的证据尤其是中国本土证据,对糖尿病一级预防意义重大。这也意味着在倡导合理膳食、控制体重、适量运动等生活方式干预之外,二甲双胍也可在糖尿病防治中发挥积极作用。
“CDPP的结果让我们再次对糖尿病的可防可控充满了信心。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转化的时代,期待研究成果将进一步助力中国慢病防控,提升全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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